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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戏剧  

2006-11-28 10:11: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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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中国改革的绝大部分时期,国企问题一直处于中国改革的核心位置。如果在1990年代做一个民意调查:中国改革难度最高的问题是什么?国企改革一定高居榜首。在整个1990年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公共舆论界,还是在理论界,国企问题都是关注度最高的问题。而在绝大部分理论界人士看来,年年亏损,哀鸿遍野的中国国有企业简直是一个浪费公帑的无底黑洞,因而具有了某种道德上的邪恶意味,必欲去之而后快。毫无疑问,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理论界及舆论界成功地塑造一种公众印象:中国国企问题不仅是一个难题,而且也是一个无望治愈的世纪难题。

有趣的是,就在人们灰心丧气的不经意之间,国企似乎不治而愈。在本期的封面文章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组瑞银的研究数据:1997年,中国国企的总体利润率不到1%,而同期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利润率超过3%,而到了2003年,这个数据几乎完全翻转过来,国有企业总体利润率达到7%,而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只有5%。出于对中国国有企业以及民营及外资企业在统计文化上的理解,我们很难说,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表现已经超过了其他企业,但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成功摆脱1990年代的艰难世事恐怕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不惟如此,如果细查最近两年的公共舆论,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型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已经成为人们“嫉妒”、“眼红”的对象。这种舆论氛围的转变大抵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型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不仅一举摆脱了亏损的传统形象,而且在一夜之间积累了巨额的利润。在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产权改革的情况下,国企霄壤之别的角色转换,不仅对90年代甚嚣尘上的产权理论构成了颠覆性的讽刺,也让一些对国有企业怀有传统情感的政府官员及企业家信心膨胀:国有企业不仅能搞好,而且能够比民营及外资企业搞得更加出色。这两年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发言者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国有上市公司的老总,他们或引证淡马锡的经验,或引证自身公司的实践。

如果说在以前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是如何扭亏的问题,那么今天的国企问题恐怕已经转化为国企的利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真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

对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人们有诸多迷惑与猜测。一种最常见的判断是,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于垄断。的确,今日风头最劲的国有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以及垄断行业之中。他们有能力盘剥下游竞争行业的利润而据为己有。然而,这个判断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同样是上游以及基础性的垄断企业,为什么他们以前亏损而今天却能积累巨大的利润呢?显然,上述说法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国有企业的戏剧性变化。

另外一种隐喻式的解释是,今天国有企业今天的利润表现可能来自市场化改革的红利。人们熟知,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大量消失成为市场化主体,统计数据表明,

1994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从12万家下降到不足4万家,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更直线下降到6.1%,这与其产值比重仅仅下降到37%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是说,现在体现在少数垄断企业的损益表上的巨额利润,很可能来自其他国有企业的牺牲。换句话说,那些承载了巨量就业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及其员工们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在被踢出国有企业范围的同时,也一并带走了国有企业改革巨大的隐性成本。而那些剩下的,位于社会上层的国有企业不仅转嫁了成本,还可以凭借其权力位势抽取充分市场竞争所创造的社会红利。体现在少数国有企业内部的巨额利润实际上来自于外部以及下层市场化竞争主体的输送。果真如此,不治而愈的国企改革就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一个古老剥削戏码的现代版本。

   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忐忑,中国国有企业的主事者们未敢稍有懈怠。在国企利润爆增、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仍然全力推进国企改革。其路径则是,学习淡马锡,塑造董事会。按照中国国资委的说法,2007年,167家央企将全部完成新董事会的组建工作。看得出,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已经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二选择。

以董事会为核心构架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究其本意,是要型塑一种上相互制约,利益均衡、有效防范风险的公司架构。但在我们的观察中,中国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践行者们,似乎遗漏了公司治理结构最为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外部的舆论监督。在我看来,外部舆论监督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架构,没有这种这种基础的但隐形的架构,任何完美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必然流于失效。在西方国家,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常态,无需在公司治理中予以特别强调,但在中国,这可能恰恰是公司治理失效的关键因素。对于那些具有全局性影响,因而也就具有强烈公共福利性质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恐怕尤其如此。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外部舆论的在场,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所谓制衡就可能变成合谋,而那些所谓的各种时髦的次级委员会,也就很容易堕落为遮人耳目的道具。中国上市公司这几年董事会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令人沮丧的是,中国国企在这方面几乎完全原地踏步,窒碍难行。我们在本期封面文章的采访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我们对中国国企新一轮改革的最大忧虑所在。在没有外部舆论在场的情况下,今日风光无限的国有企业,会不会在未来某一天,突然演出另外一场令人惊讶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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